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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《自由独在》文 / 贾平凹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，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。

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，而是无知己，不被理解。

真正的孤独不言孤独，偶尔做些长啸，如我们看到的兽。

弱者都是群居者，所以有芸芸众生。

国王是这样，名人是这样，巨富们的挣钱成了一种职业，种猪们的配种更不是为了爱情。

我见过相当多的郁郁寡欢者，也见过一些把皮肤和毛发弄得怪异的人，似乎要做孤独。

这不是孤独，是孤僻，他们想成为六月的麦子，却在仅长出一尺余高就出穗孕粒，结的只是蝇子头般大的实。

▵贾平凹每个行当里都有着孤独人，在文学界我遇到了一位。

他的声名流布全国，对他的诽谤也铺天盖地，他总是默默，宠辱不惊，过着日子和进行着写作，但我知道他是孤独的。

“先生，”我有一天走近了他，说，“你想想，当一碗肉大家都在眼睛盯着并努力地去要吃到，你却首先将肉端跑了，能避免不群起而攻之吗？”他听了我的话，没有说是或者说不是，也没有停下来握一下我的手，突然间泪流满脸。

“我并不孤独。

”他说，匆匆地走掉了。

一年后这位作家出版了新作，在书中我读到了“圣贤庸行，大人小心”八个字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尘世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孤独，群居需要一种平衡，嫉妒而引发的诽谤、扼杀、羞辱、打击和迫害，你若不再脱颖，你将平凡，你若继续走，走，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，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和崇拜，尊你是神圣。

神圣是真正的孤独。

走向孤独的人难以接受怜悯和同情。

伊斯坦布尔的命运，就是我的命运《伊斯坦布尔》文 / 奥而罕·帕慕克(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)我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——没离开过童年时代的房屋、街道和邻里。

虽然我住过别的城区，但50年后，我发现自己回到帕慕克公寓，我最早的相片在这儿拍摄，也是母亲最早抱着我看世界的地方。

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具有生产力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，因此我有时很难说明我不但待在同一个地方，而且待在同一座楼房的原因。

康拉德、纳博科夫、奈保尔—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、文化、国家、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。

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，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，而是通过无根性；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，相同的街道，相同的房子，注视相同的景色。

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：我依附于这个城市，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。

福楼拜在我出生前102年造访伊斯坦布尔，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。

他在一封信中预言，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。

事实却相反：奥斯曼帝国瓦解后，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。

我出生的城市在她20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、破败、孤立。

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，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。

我一生不是在对抗这种忧伤，就是像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，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。

▵伊斯坦布尔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，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环境。

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？我们出生的家庭，人生签牌分派给我们的国家和城市——都期待我们的爱，最终，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——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，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。

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。

我不愿抱怨，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和性别。

这是我的命运，争论毫无意义。

土耳其语当中有个特殊时态，让我们得以把传言和亲眼看见的东西区分开来。

我们在讲述梦境、神话或无法目睹的往事时使用这个时态。

此种区分方便“忆起”我们最早的人生经验、我们的摇篮、我们的婴儿车、我们的第一次学步，听父母讲述的故事，我们就像听他人的奇闻轶事般津津有味。

这种甜美的感觉犹如在梦中看见自己，但我们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一旦深印脑海，他人对我们的往事所作的陈述，到头来竟比我们本身的回忆重要。

而正如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也让他人决定我们对所居城市的了解。

有时我把他人对我和我的城市所作的陈述当成自己的故事，那些时候我总忍不住要说：“听说我生在伊斯坦布尔，是个颇有好奇心的孩子。

22岁的时候，我似乎莫名其妙地写起了小说。

”我本想这么写我的一生——仿佛我的人生发生在他人身上，仿佛人生即梦，梦中的我感觉自己声音消逝，意志恍惚无法自持。

虽然优美，我却认为叙事语言并不可靠，因为我没法相信第一个人生的神奇故事，有助于我们面对更明朗、更真实的第二个人生，那个在我们醒来时注定展开的第二个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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